任何理論體系都可以通過整體觀照從宏觀研究的視角歸結為某種基本模式作為對該體系的主旨性表述。基本模式乃是全部理論體系賴以形成的基本思想和理論原則的高度集約化和條理化，它實際上是微觀研究的綜合結果。因此，基本模式通常被視為某種理論體系的構架核心，也可以稱之為范式( paradigm)。正確的范式原則一旦確立，我們可以通過基本理論模式來檢驗、推導和論證整個翻譯理論體系的合理性以及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基本理論思想是否始終一貫(consistency)。

    同時，我們還可以借助于基本理論模式闡發(fā)、深化和拓展這一理論體系，修正謬誤，校正偏差，使之逐步接近于符合翻譯作為人類的一種特殊的言語交際活動的客觀實際。迄今為止，翻譯理論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工作最終旨在根據自己的宏觀研究成果推出某種翻譯理論的基本模式，用以闡釋雙語轉換的種種規(guī)律和作用機制，構建和完善理論體系，最終達到提高翻譯活動的質量、功效和整體水平。

    任何翻譯理論體系都必然以某種特定的原語和目的語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及研究依據。翻譯理論的這種對象性常常被人們忽視，結果往往是將一種以某特定原語及目的語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依據而推導、概括出來的基本理論模式看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用模式。實際上，這種通用于任何雙語轉換的理論模式是并不存在的。

1． 喬治•斯坦納的翻譯四步驟理論 George Steiner法國人
在諸多翻譯理論家當中，喬治.斯坦納是西方對翻譯過程進行深入研究的著名作家。他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中提出了以闡釋學為基礎的翻譯活動的四個步驟step：信賴（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補償（compensation）。首先，譯者需要相信原文是有意義的，即為信賴，在理解和表達這種意義時，譯者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到來自原文的敵意和強烈的抵抗，難以接進原文的意義。所以，譯者的主觀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原文中去，侵入的目的是吸收，在吸收過程中難免要散失譯語本色。因此，補償就顯得必不可少。事實上，譯語本色的散失會表現在上述各個階段，因此，補償也必須貫穿整個翻譯過程。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出原文的內涵，達到翻譯的理想境界，翻譯才能起到交流的作用。
2. 埃文-佐哈爾Evan - ZuoHaEr的多元系統(tǒng)論      polysystem theory
多元系統(tǒng)論認為，各種社會符號現象, 應視為系統(tǒng)而非由各不相于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這些系統(tǒng)并非單一的系統(tǒng),而是由若干個不同的系統(tǒng)組成的系統(tǒng);這些系統(tǒng)各有不同的行為,卻又互相依存, 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任何多元系統(tǒng), 都是一個較大的多元系統(tǒng), 即整體
文化的組成部分; 同時,它又可能與其他文化中的對應系統(tǒng)共同組成一個大多元系統(tǒng)。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多元系統(tǒng)里面的現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須與整體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這個人類社會中最大的多元系統(tǒng)中的現象聯(lián)系起來研究。一個系統(tǒng)的行為模式,有時與它在多元系統(tǒng)中的位置有關。以翻譯文學為例,它處于中心時,往往參與創(chuàng)造一級模式,不惜打破本國的傳統(tǒng)規(guī)范;處于邊緣時,則常常套用本國文學中現成的二級模式。前者的翻譯策略,著重譯文的充分性,后者則著重可接受性。
3. 論勞倫斯•韋努蒂的異化翻譯觀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policies of deconstructionist解構主義翻譯策略
德國學者施萊爾馬赫被認為是提出歸化domestication、異化翻譯策略的鼻祖。他在《論翻譯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翻譯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譯者盡量不打擾作者，而讓讀者向作者靠攏；另一種是譯者盡量不打擾讀者，而讓作者向讀者靠攏。這一思想將翻譯分為以作者為中心的譯法和以讀者為中心的譯法。勞倫斯•韋努蒂，作為翻譯理論家，他高舉解構主義大旗，吸收了施萊爾馬赫的異化思想，率先對歸化翻譯的諸多弊端提出嚴厲的批評，明確地提出了異化（foreignization）或抵抗式翻譯（resistant translation）。他反對譯文通順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 他刻意在目的語的文本中，在風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異，其目的是要在翻譯中表達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差異； 他認為翻譯可以是研究和實現差異的場所，并恢復和修訂被遺忘了的譯文，以建立一種新的翻譯傳統(tǒng)。這種方法不只是簡單地處理翻譯中常見的語言問題，而且把文化和政治納入了異化與歸化曠日已久的爭論之中。
2. 尤金•奈達的相關翻譯理論是什么？functional equivalence
奈達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對等。所謂功能對等，就是說翻譯時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對應，而要在兩種語言間達成功能上的對等。為使源語(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語(target language)的之間的轉換有一個標準，減少差異，奈達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fā)，根據翻譯的本質，提出了著名的動態(tài)對等翻譯理論，即功能對等。在這一理論中，他指出，翻譯是用最恰當、自然和對等的語言從語義到文體再現源語的信息(郭建中,2000)。奈達有關翻譯的定義指明，翻譯不僅是詞匯意義上的對等，還包括語義、風格和文體的對等，翻譯傳達的信息既有表層詞匯信息，也有深層的文化信息。動態(tài)對等中的對等包括四個方面：1. 詞匯對等equivalence at word level；2. 句法對等；3. 篇章對等；4.文體對等。
在這四個方面中，奈達認為，意義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語的文化意義，并阻礙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學翻譯中，根據奈達的理論，譯者應以動態(tài)對等的四個方面，作為翻譯的原則，準確地在目的語中再現源語的文化內涵。
3.中國古代佛經翻譯四大翻譯家是誰？
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
4、國外的翻譯流派有哪些？
西方翻譯理論研究分為三個學派：文藝學派，語言學派和文化學派philological school, linguistic school and cultural school。文藝學派主要指二戰(zhàn)以前的翻譯研究，這一時期的理論比較零散，討論的焦點是直譯和意譯，形式和內容，注重翻譯的效果，追求譯文的文學性和創(chuàng)造性。由于文藝學派缺乏系統(tǒng)的理論，在此背景下語言學派應運而生。語言學派建立在索緒爾、喬姆斯基、布龍菲爾德的語言學理論之上，其開山之作是雅格布森的《翻譯的語言觀》，此文第一次將語言學、符號學引進了翻譯研究中。語言學派注重分析原文本，強調譯文與原文的等值。六七十年代，語言學派日漸成熟，出現了奈達、紐馬克等翻譯理論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語言學派認為翻譯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過于注重原文文本的分析，忽視了審美及文化因素，這些研究的不足阻礙了翻譯學的全面發(fā)展。八十年代后期，翻譯理論進入第三階段，有了強烈的學科意識，翻譯被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出現了文化轉向。
尤金•奈達( 1976) 根據各流派所關注的焦點將當代翻譯理論分為四個基本流派: 語文學派、語言學派、交際學派和社會符號學派(埃德溫•根茨勒( Edward Gentzler) 在其專著《當代翻譯理論》(1993)中, 根據二戰(zhàn)至九十年代初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發(fā)展狀態(tài), 依據各流派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依據的理論來源將當代譯論劃分為美國翻譯培訓派、翻譯科學派、早期翻譯研究派、多元體系派和解構主義派五大流派。香港學者張南峰、陳德鴻( 2000) 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中將西方翻譯理論流派分為語文學派、詮釋學派、語言學派、目的學派、文化學派和解構學派六大學派。
國內學者也有過類似的嘗試。潘文國以有無翻譯學學科意識為標準把西方翻譯研究史分為傳統(tǒng)、現代和當代三個階段。他把傳統(tǒng)階段的翻譯理論看成是文藝學派, 現代階段看成語言學派或科學學派, 把當代階段的翻譯研究劃分為翻譯研究學派、解構學派( 或譯者中心學派) 和后殖民主義學派( 或政治學派) 三類, 而翻譯研究學派之下又細分為多元系統(tǒng)學派、描寫學派、文化學派和綜合學派四個亞類。蔣驍華根據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發(fā)展的新特點, 認為目前主要存在文化學派和語言學派兩大派別
李文革在《西方翻譯理論流派研究》中把西方翻譯理論劃分為: 文藝學派、語言學派、翻譯研究學派( 早期的翻譯研究學派、多元系統(tǒng)學派、描寫學派、文化學派、綜合學派以及女權主義、食人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 、闡釋學派、解構學派( 德里達、本雅明和韋努蒂的翻譯思想) 、美國翻譯培訓學派、法國的釋意派七大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