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微觀上說，學外語可以促進、提高學習者的本族語水平；從宏觀上看，則外漢翻譯可以促進漢語的發(fā)展。請注意以上闡述中的“可以”兩字——因為它也可以不促進、提高，而可以促退、降低。 但本文只談翻譯對寫作的促進作用，漢譯英對漢語的促進作用——特別是詞語翻譯對漢語詞語使用的檢驗作用。試先舉一例：

(1) 我把“John Doe v, Jane Roe”擇成“甲男告乙女”；
(2) 她卻表示異議：“照時下法律用語的用法應該譯作‘甲男訴乙女’才是”；
(3) 筆者知道時下“訴”字的如上用法，但認為由宏觀著眼，“訴”字的上述用法是失策的，于是就發(fā)問了：“plaintiff 譯作什么，“defendant”又譯作什么? 答曰 : 各為“原告"和“被告”。又問：按“甲男訴乙女”的規(guī)格，甲當然是“原訴”（而不是原告），乙當然是“被訴”（而不是“被告”）了。既然只同意用“原告”、“被告”，就只得同意“甲男告（而不是“訴”)乙女”了。這就是說，通過“Plantiff” 與“defendant”之譯作“原/被告”和“John Doe V Jane Roe”之譯作 “甲男訴乙女”，可檢驗出：甲漢語“男訴乙”之不當，或乙漢語“原告”、“被告”之不當---兩者必居其一。

再舉—例: 按漢語傳統(tǒng)，“contract ”的法律用語漢語原譯作"契約”；后來由于要使法律用語盡量大眾化起見，又把傳統(tǒng)上是民間商人用的“合同”兩字采納為法律用語了。例如在立法上我們就只 有"經(jīng)濟合同法”而沒有“經(jīng)濟契約法”。于是，作為法律用語的“contract，就也得跟著譯作"合同”了。這從微觀來看并無不可。但從宏觀看來問題很多：

（1）雖然作為法律用語，“契約”已讓位于"合同”了，但是讓位前譯作“約[契約”之略也]因”的"consideration"，卻依然“約因”如故，而沒有相應地改革為“合因”、“同因”或“合同因”！
（2）" performance of contract”之現(xiàn)譯，仍作“履約〔契約之謂也〕而未相應地改革為“履合”、”履合”或“履合同”！
（3）“breach of contract”也譯作“違約”如故，而不肯相應地改革為“違合”或“違同”之類。瞧，勇于把“契約" 改為"合同”者原來是非常保守的人！

可見，經(jīng)過一番翻譯檢驗，“合同”與“契約”之混用在法律用語的宏觀上的毛病已經(jīng)查出來了。

總之，筆者在這方面有個切身體會：我們的許多法律翻譯工作者有雙重社會責任——除了盡其翻譯責任之外，還要實事求是地通過翻譯手段來檢驗我國法律用語和法律條文行文之是非，從而 提髙我國各種層次（中央、省市、地縣……）立法工作者用字造句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