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文學翻譯？

所在位置：翻譯公司 > 新聞資訊 > 行業(yè)新聞　/ 日期：2018-07-16 21:32:26　/ 來源：網(wǎng)絡(luò)

　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聽人說從文學藝術(shù)到人文社科，翻譯質(zhì)量如何在不斷下降，翻譯人才又如何青黃不接。也注意到十多年前《參考消息》與新加坡合辦翻譯大賽，連著幾屆一等獎空缺，原因不在參賽者的外文水平，恰恰在中文不能達意。還有《外國文藝》雜志的卡西歐翻譯獎也如此，魯迅文學獎中的文學翻譯獎也常?？杖?，原因同樣不在外文，而在中文。所以，討論文學翻譯中漢語性的凸顯問題，應(yīng)該很有必要。

　　我們知道，漢語不同于英語這樣的屈折語，也不同于日語這樣的粘著語，它一字一音一義，是一種孤立語，而且，它不太重視剛性的語法規(guī)制，而更重視內(nèi)在的語意生成。如語言學前輩所講的那樣，如果說西語是法治的，那么漢語就是人治的。所以少有必須不能省的句子成分，相反還為追求某種特殊的語言效果，時不時故意省去一些成分，尤其省略語法性虛詞。像唐人溫庭筠的詩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實詞與實詞直接拼合與并置，根本不交代其間的邏輯關(guān)系，這在英文是不可能的。若要譯成英文，須有類似在何時何處等關(guān)系的說明。但中國有人以為，作詩不用閑言助字，自然意象具足，它能使詩歌宛然在目，不然，一落村學究對法，便不成詩（李東陽語）。對此，西人多有感會，葛雷在討論克洛岱爾與法國文壇的中國熱時，就曾引克氏的話，稱為了把這些思想融為一體，中國作者不用講邏輯的語法聯(lián)系，只消把詞語并列起來即可。休姆受到啟發(fā)，干脆要求詩人要絕對精確地呈現(xiàn)，不要冗詞贅語，以至西方世界有所謂句法非詩的說法。基于這一事實，在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時，如果不能遵從漢語的特性與讀者的認知習慣，一味依從西語的語法，強調(diào)詞語間的邏輯縝密，成分無缺，必然會造成夾雜捍格之病。再如鄭谷的詩句，林下聽經(jīng)秋苑鹿，江邊掃葉夕陽僧，除林下、江邊關(guān)系固定，其他再無任何語法性虛詞的框限，顯得特別的自由，以至人可以對之重新排序，既可以寫成秋苑鹿林下聽經(jīng)，夕陽僧江邊掃葉，也可以寫成鹿聽秋苑林下經(jīng)，僧掃夕陽江邊葉，還可以寫成林下鹿秋苑聽經(jīng)，江邊僧夕陽掃葉或林下秋苑鹿聽經(jīng)，江邊夕陽僧掃葉。這種跳宕與靈活確保了詩歌意蘊的多面延展性，是西語做不到的，所以弗羅斯特要說所謂詩歌就是被翻譯所遺落的東西。

　　基于漢語的這種特點，當我們在漢譯外國文學時，能深體中文的上述特性并善加利用，無疑是確保譯文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可決定譯文的質(zhì)量與品級。事實正是如此，今天觸目可見的那些不能讓人滿意的譯文，有許多的癥結(jié)恰恰在凸顯漢語性方面做得太差。譬如，英文詞性相同的字之間大半會用and加以連接，許多翻譯一律將其譯作和，看似不錯，但例如微笑、無語之間一定要用和才能連接嗎？中文中，有和這個意思的字至少還有而、又與且，這里難道不應(yīng)該譯作笑而不答嗎？又如，英文介詞很多，但也并非一見到about，就得譯成關(guān)于，難道我沒有關(guān)于他的消息這樣的句子符合中文的習慣？這里的關(guān)于顯然是多余的。再如，英文有所謂關(guān)系代詞，對名詞多有框限，翻譯時若都作定語處理，一定會使句子超長，甚至的的不休。英文單、復(fù)數(shù)必須明確，于是有的譯文頻頻出現(xiàn)男士們、動物們這樣的表述，這很不簡潔，更主要的是也不合漢語的習慣。此外，不像散文中順句多，英詩中倒裝特別多，譯成中文一定也得用倒裝嗎？英文被動語氣很多，譯成中文時是否需要照單全收？總之，英文冠詞、代名詞與系詞等都不可或缺，但譯成中文似乎正不必亦步亦趨。相反，遵從漢語的習慣，通過拆分、換序和合并等方式，完全可以將原意等值實現(xiàn)，又不違漢語特有的文法。

　　當然，以上這些尚屬技術(shù)層面的考校。更重要的是要在觀念層面上確立，譯者有維護漢語純正性的職命，有在翻譯過程中最大限度地遵從漢語的表達習慣，進而盡可能地凸顯漢語性、即漢語特有的豐贍美與博雅美的責任。在這方面，前輩如傅雷、朱生豪、梁實秋、梁宗岱、夏濟安、呂同六、馮亦代、梅紹武等人已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他們既精熟外文，又有深厚的國學根底，譯文不但可信、暢達，還充溢著中文特有的儒雅，是余光中所說的入深而出純。再往前推，林紓的翻譯更顯中國氣派，可謂將漢語的特性發(fā)揚到淋漓盡致。以至錢鍾書稱他所譯《塊肉余生記》要好過狄更斯原作，他譯得最多的是維多利亞時代以寫浪漫愛情與冒險故事著稱的哈葛德，錢鍾書也認為他的譯筆比哈氏的原文要好很多。

　　這里說到了錢鍾書。錢先生曾提出，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是化，好的譯文應(yīng)如投胎轉(zhuǎn)世一般。謂化或投胎轉(zhuǎn)世，無非皆指譯文擺落譯文腔的生硬艱澀，有漢語的精純與自如。對這種精純與自如，人們常用信、達、雅或意美、形美、音美來概括，當然，這當中信是基礎(chǔ)，為避硬而曲原文，上世紀四十年代邵洵美就已明確反對，一直到本世紀，余光中等人也始終強調(diào)，譯文與原作終究應(yīng)屬孿生之胎，至少是堂表兄弟，而不能為一形跡可疑的陌生人。但相對于傳真，他們更強調(diào)的是傳神。傅雷重譯《高老頭》序就說：翻譯應(yīng)當像臨畫一樣，要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事實也是如此，那些過得去的譯文大抵只是傳真，只有好的譯文才能傳神。西人說翻譯如美人，貞潔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貞潔，對照傅雷與錢、余兩先生的意思，他們顯然認為，正如女性的漂亮與貞潔無關(guān)，優(yōu)秀的譯文也應(yīng)該自有一種不可方物的美。相較于雪萊所說譯文在讀者心中喚起的反應(yīng)應(yīng)該與原文喚起的相同，他們的要求似乎更高一些。它意在打破硬譯與死譯的桎梏，擺落直譯與意譯的糾結(jié)，是從根本上確立了翻譯的終點為母語這樣的觀念，翻譯需要人依從母語的法則，甚至為光大這種法則，去從事一種再創(chuàng)造的工作。

　　有人擔心，追求傳神會妨礙傳真。其實對一個嚴肅的譯者來說，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并能恪守再創(chuàng)造的基點，同時，他比一般人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更進而能時時提醒自己，他工作的終點在哪里?？纯粗型夥g史上著名的例子，譬如意象派詩人龐德以自由詩體的形式翻譯了不少中國詩，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的轟動，艾略特稱他我們時代中國詩的發(fā)明者。還有，譯出《松花箋》(Fir-Flower Tablets)的埃米·羅厄爾（Amy Lowell）被稱為中國詩在美國最偉大的知音。為什么？就是因為他們的翻譯中有許多創(chuàng)造性的改寫。今天，葛浩文譯中國當代小說更常如此。還有在西方，最有名的《紅樓夢》譯本不是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而是牛津教授霍克斯的，后者同樣有基于西方語言習慣的改寫。唯此，楊絳才會稱譯者一仆二主，即他既要忠實于原作者，又要服務(wù)于讀者。其實，就實際情形而言，他更仰賴的是后者。他怎么能不將母語的特性發(fā)揚到極致？

　　所以，我想到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wù)》中講的一段話：即使最偉大的譯作也注定要成為自己語言發(fā)展的組成部分，并最終被語言的復(fù)興所吸收。翻譯已經(jīng)遠遠地脫離了兩種僵死的語言的貧瘠的等式，在所有文學形式中，只有翻譯被人們賦予特殊的使命來觀察原始語言的成熟過程和翻譯自身誕生的陣痛。據(jù)此，凸顯譯文的漢語性因此可以說是一切翻譯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關(guān)注譯文的漢語性也因此可以說是一切翻譯批評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當然，這絕不是說翻譯可以任由譯者隨意生發(fā)與篡改，它得符合一些原則和規(guī)程。類似馮唐譯泰戈爾《飛鳥集》，將mask（即面具）譯成褲襠，就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于此相伴隨，翻譯批評對凸顯漢語性的呼吁也不能脫離翻譯的具體語境，走向片面化的自說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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